• 北京时间[]
  • 伦敦时间[]
  • 纽约时间[]
  • 香港时间[]
  • 东京时间[]
  • 新加坡时间[]
当前位置:主页 > 经济指标 >
中国应以更大的开放融入全球经济
 
 

  本报记者  刘慧
  
  “中美贸易谈判存在分歧。我们必须调整内外政策,以减少因外部环境变差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当前及今后扩大内需的正确路径应是扩大消费,而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或福利水平是扩大消费的关键。还应扩大开放融入全球经济,实行降低关税、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力度、扩大进口等举措,来赢得更多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。”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这样说。
  
  当前及今后扩大内需的正确路径应是扩大消费
  
  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奇迹靠人口红利、引进外资、出口加工和房地产等来推动,实现了经济持续高增长。李迅雷表示,这与二战之后崛起的日本、德国和韩国的路径有所不同,这三个国家的崛起都是靠高端制造业,或实现了从低端跨入高端的成功转型。
  
  2015年,中国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达到13.8%的峰值,尽管之后两年有所回落,但仍高居全球之首。2017年,美国出口的全球份额为8.7%,德国为8.2%,日本只有3.9%,而中国达到12.8%。但中国实物出口中,加工贸易的比重较大,过去要占到半壁江山,如今占46%。如果把加工贸易额去除的话,2017年,中国一般贸易占全球出口贸易的比重只有6.9%。如果单纯以一般贸易出口额作比较,则美国和德国的出口额都超过中国。
  
  “中国经济主要靠低端行业,但未能做强做大。中国历史上是全球出口茶叶最多的国家,如今茶叶产量依然是全球第一,占全球茶叶产量的45%,但茶叶出口第一大国是肯尼亚。”他分析说,中国迄今没有出现一家国际知名的制茶企业。全球十大茶叶高端品牌中,印度和斯里兰卡各有一家,中国没有一家上榜。我国虽然是包括纺织品、玩具、摩托车、彩电等上百种产品的全球生产和出口第一的国家,但既缺乏核心技术,又未能形成强大的品牌。
  
  李迅雷认为,今后中国出口增速可能很难超越全球总增速,但全球出口增速又低于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速,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出口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将变为常态。既然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要减速,那今后更要走扩大内需之路,无非是两种路径:追加投资和扩大消费。但面临的问题是基建投资持续高增长导致债务率过高,制造业投资面临产能过剩的难题,刺激房地产投资不是长久之计,且面临泡沫破灭的风险。因此,当前及今后扩大内需的正确路径应是扩大消费。
  
  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福利水平是扩大消费关键
  
  “如果扣除通胀因素,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自2008年之后就开始下行。”李迅雷分析称,消费增速的下行背后,实际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的下行。201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为7.3%,低于平均数增速的9%,远低于名义GDP增速11%。由于中低收入阶层是消费的主力,而这两年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较快,这意味着总消费增速的回落与消费升级升温同时出现。
  
  为何居民收入差距会出现扩大趋势?李迅雷认为,这与产业升级、经济结构转型和房价上涨有关,前者使得IT、金融服务等行业从业人员薪资水平更快上升,后者则增加拥有多套房产者的财产性收入。
  
  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或福利水平是扩大消费的关键。从2018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来看,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已回升至8.46%,与中位数比较接近,如果增长能够持续,就意味着消费增速也有望回升。
  
  在他看来,要扩大内需,最能立竿见影的工具是减税。2017年,我国税收收入增速为8.7%,规模达到12.6万亿元,其中营改增的退税额达到9186亿元。今年第一季度,全国税收收入增速超过17%,几乎是去年的两倍,尽管一季度税收超高增长有去年年末的缓征因素,但今年税收增速维持在10%以上的概率仍很大。中国减税仍有较大空间,包括增值税、消费税等。减税应与税制改革结合起来,这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。
  
  2017年,我国个税收入总额不到1.2万亿元,但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超过40万亿元,即实际平均税率不到3%,尽管个税的最高级差税率达到45%,说明征税质量不高,难以对高收入阶层进行有效征税。美国个税占税收总额近50%,我国则不到10%。李迅雷表示,无法有效地向富裕阶层征税,也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如果能把严厉打击偷漏税、加速税制改革和减税政策结合起来,那么,国民收入再分配就会更加合理,贫富差距就会缩小,就能提高有效需求,扩大内需。
  
  “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,改革将继续推进,机构精简、财税改革的空间还很大,如减少行政性财政支出、增加对低收入阶层的福利等举措,都能提高内需。”李迅雷说。
  
  中国只有融入全球经济中才能强大
  
  经济社会从封闭到开放,是中国过去40年实现高增长的重要因素。越是开放的行业,该行业的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就越强,越是受保护的行业,该行业重点扶持企业的竞争力就越弱。金融领域的开放度与实体经济相比要低得多,故国际竞争力明显偏弱。大量的资金流入到房地产或其他金融市场,潜在的金融风险成为当前经济的最大风险。
  
  尽管中国的金融体量已经非常之大,但国际化程度却很低。如货币持续超发,使得中国的货币规模全球第一,中国的M2余额比日美的M2之和还要多,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,在全球外汇储备货币中的占比只有1.23%,美元则达到62.7%。
  
  中国股票市场的市值总规模排名全球第二,时至今日,才有部分股票被纳入MSCI的新兴市场指数中,且权重只占该指数的0.73%,也与中国的经济地位和资本市场规模严重不匹配。
  
  李迅雷认为,这类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市场过度保护问题。中国近日宣布金融业扩大开放的多项举措,提及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和人民币国际化,有利于改善金融业的竞争环境。如今,中国不仅出现产能过剩,还出现资本过剩,大量的钱在金融领域内空转,大量的钱流向房地产、流向PE、VC领域,导致资产泡沫。因此,中国不仅需要输出商品,还需要输出资本。
  
  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呢?李迅雷建议,我国应采取克制的方式、有限的摩擦来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,实行降低关税、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力度、扩大进口等举措,来赢得更多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。以开放来应对封闭,以全球化来应对逆全球化,以国际主义来应对民粹主义。除此之外,中国几乎没有更佳的路径可以选择。必须走更加正确的路,“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,只会越开越大”。

 
上一篇:扩大内需有赖于推动消费升级
下一篇:没有了
相关文章

地址: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82号丽港大厦裙房 邮编:300300
Copyright(C)2011-2013. 166pm.com. mintai166.com. ALL RIGHT RESERVED.
版权所有 民泰(天津)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  沪ICP备12002745